福安市有一類建造于明中晚期至民國時期、體量龐大的民居十分有特色，這類民居在外觀上具有一個標志性的高聳大屋頂，四周布有大小不等的屋面和院落，視覺特征十分明顯。該類民居結構上通常采用三層以上的大木構架，有些屋舍甚至高達五層，單體建筑面積可達上千平方米。此類民居被稱為“福安大厝”，當地人簡稱“大厝”，是閩東地區(qū)的重要民居類型。

冠嶺大厝

大厝的一層主要是家庭成員休憩與交流的場所。主屋明間由太師壁分割為前后兩廳，前廳作為主要的禮儀社交空間，而后廳則用作日常生活起居；前后廳與前后院共同構成了大厝內的主要活動區(qū)域；廳兩側的次間和稍間則作為臥室使用；稍間部分設有廳，與邊院一起形成家庭生活的次要中心；主屋四周或設有廂房，用于廚房、餐廳、臥室、儲藏室等輔助功能。

大厝的二層及以上樓層則主要用于加工和存放農產品。當地種植的早稻和中稻一般在7月至8月成熟，這段時間雨水豐富，雷雨和臺風頻發(fā)，月平均濕度在77%到90%之間，日均氣溫也超過25攝氏度。這種高溫潮濕的天氣對稻谷收獲極為不利，濕稻谷若不能及時曬干，很快就會發(fā)芽變質。故福安大厝的二層中心區(qū)域設有多個糧倉，用于存放糧食，而緊鄰糧倉的大空間則用于晾曬和加工農產品，周邊還設有一些儲藏空間。以上空間幾乎可以滿足傳統稻作從田間到入倉的所有操作需求（包括晾曬、揚谷、入倉）。

頂層空間

盡管大厝外觀間雜，但內部空間卻靈活多變。“生活”與“生產”兩種不同功用的空間得以統一，并被巧妙地整合在福安大厝標志性的“大屋頂”之下。其營造不僅反映當地居民對自然環(huán)境的理解，也映射出社會結構與人口變遷的歷史脈絡。清中后期，特別是在1840年鴉片戰(zhàn)爭之后，福州口岸的開放帶來國際貿易的顯著增長，尤其是茶葉等山區(qū)經濟作物。這一時期，福安經濟隨之繁榮，促進村鎮(zhèn)的擴張和人口的激增。根據明萬歷版《福安縣志》的記錄，當時福安的主要村落有143個，而到清光緒版《福安縣志》所記載時，村落數量已增至720個。據1999年版的《福安市志》所述，當地清末的人口數是明末的18.1倍。

在人口銳增的現實背景下，福安大厝逐漸展現出“層臺累榭，廣廈高堂”的地域性特征?，F存大厝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，每個時期分別對應不同營造類型：明中晚期“徹上露明造”，明末清中“重棟造”，晚清民國“樓屋造”。

“徹上露明造”也稱為“徹上明造”，其特點在于民居建筑內部不設天花，大木構架上方的梁、枋、檁、椽等結構完全暴露于室內，使人們在抬頭之際，便可直觀地領略到頂部大木構架。這種做法不僅可以增加室內空間的高度，同時有助于節(jié)省材料。這種營造技術在福安現存的明清傳統大厝中最為常見。

“重棟造”為《營造法原》中記載的“頂槅”或“頂格”做法，指的是在前廳上方構建人字坡屋面，使得廳堂空間顯得寬敞而明亮。李漁在《閑情偶寄》中描述：“精室不見椽瓦，或以板覆蓋，或用紙糊，以掩屋上之丑態(tài)，名為‘頂格’。”“重棟造”的產生，不僅可以遮蔽簡陋的草架，還能使前廳儀式空間顯得更加莊嚴。根據所施坡面的數量不同，“重棟造”可分單坡和雙坡兩種形式。單坡在福安傳統民居的發(fā)展過程中起到過渡作用，它嘗試營造居住與儀式空間的和諧共存。而雙坡則出現得較晚，是在前廳上方施加前后兩坡面的人字頂。在這類大厝中，若身處下廳，抬頭只能看見樓板；只有置身于二樓上廳，才能看到大厝真正的屋頂。不熟悉大厝的人，第一眼可能會直接將其誤認為是屋頂的構造，而忽略了隱藏在廳堂上部的巨大勞作空間。“重棟造”的營造方式，體現了古人對空間層次和視覺深度的深刻理解，以及對建筑美學的不懈追求。

“樓屋造”是在本土木構架建筑的基礎上對前廳儀式空間進行改造，融入洋樓中的樓層樣式。晚清民國時期，福安傳統民居的轉型基本上沿著兩個途徑發(fā)展：一是外來移植，即輸入、引進國外同類型建筑；二是本土演進，即在傳統舊有類型基礎上進行改造與演變。其具體做法為前廳上方不施假頂而采用樓板進行隔層，根據前廳樓板的高低不同，“樓屋造”也可分為一樓造、半樓造、二樓造。“樓屋造”的出現，增加了福安大厝可利用空間，讓原本被人字頂所占的三層大面積敞開，從而提高空間靈活性，達到擴大暴曬作物面積的目的。該營造方式是從福安居民生產、生活需要的角度考慮，進而對前廳空間進行改造。

這類民居建筑不僅在福安本地分布廣泛，在鄰近的霞浦、柘榮等地也有所分布。在現代社會，福安大厝的居住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，特別是在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和生態(tài)建筑方面，對空間的高效利用、對氣候的適應性設計以及對家庭生活的深刻理解，仍為現代建筑設計提供寶貴的參考。

（作者單位：閩都建筑遺產保護傳承與設計創(chuàng)新研究中心）

來源：福建日報

編輯：陳娥

審核：劉寧芬 林珺